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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巧
南宋禅僧兰溪道隆于1246年东渡日本传法近三十年,这一活动全面深入地促进了南宋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交流。道隆不仅将纯粹的南宋临济禅引入日本,开启日本禅宗一个新阶段,还促使包括宋学在内的其他富有宋地特色的文化因素在日本生根发芽,对宋日文化的交流以及日本文化的发展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兰溪道隆(1213—1278),俗姓冉,出生于南宋后期四川兰溪一个普通官吏家庭。十三岁时在成都大慈寺出家,法号道隆,因籍贯而称兰溪。二十岁左右,道隆离开成都,游学江浙一带各大名寺名僧,最后于阳山无明慧性禅师处得悟,传得禅宗分支——临济宗法嗣。随后,他前往明州(现宁波)天童寺修行传法。当时,江浙一带是禅宗中心,明州又是南宋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所以道隆接触到不少前来求法的日本僧侣,并和他们结为好友,还了解到日本对迎请禅宗的热情,从而渐渐萌发东渡传禅之心。
1246年秋,三十三岁的道隆毅然携弟子数人乘船到达日本,开始了三十余年的异国弘禅生涯,成为第一位赴日本传播禅宗的中国僧人。他在日本博多、筑前、京都等地稍作停留后,于1248年被当时主政的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迎请到镰仓常乐寺,开创了日本佛教史上最初的镰仓禅宗道场。次年,时赖从道隆皈依禅宗,并创建了日本第一所具有南宋风格的纯粹禅宗寺院——建长寺,请道隆为开山住持。建长寺完工时,道隆作建长寺钟铭,署名“建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这是日本有“禅寺”名称之始。道隆在镰仓传禅十三年,受到上至将军贵族,下至武士平民的普遍欢迎。后来,天皇召请道隆赴京都建仁寺担任住持。在京都的三年里,道隆大力推动纯粹禅法的发展,还应请入宫为后嵯峨上皇说法,扩大了禅宗在京都的影响。
1265年,道隆再应幕府召请回到镰仓,先后在禅兴、寿福、建长等寺传法。当时北条时赖已去世,继任者对禅宗的信仰不坚定,再加上日本原有的旧佛教各宗派多方阻碍禅宗的传播,导致道隆从1273年起两度受到谗言中伤而被流放。这位立志献身弘禅事业的高僧,毫不动摇信念,在流放地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传教,先后创建20余所禅寺,有力推动了禅宗在地方的发展。
清者自清。北条时赖之子时宗成人后继掌幕府,立刻将道隆迎回镰仓重掌寿福、建长等寺,并执弟子礼,发愿以道隆为开山另建一座大寺。遗憾的是,道隆仅来得及选定新寺寺址,未及开工便于1278年夏因病圆寂,享年六十六岁。后宇多天皇赐谥“大觉禅师”称号,为日本“禅师”谥号之始。
二
在道隆赴日之前,禅宗已由日本僧人陆续介绍到日本,但体系并不系统,影响也不大。日僧荣西(1141—1215)从宋地学法归来,正式开创了日本禅宗,被尊为“日本禅宗初祖”,圆尔辨圆(1200—1253)、道元(1200—1253)也是禅宗在日本早期发展的主要功臣,基本将禅宗的核心理论和修行方式传到日本。但是,他们受到当时日本旧佛教的种种牵制,或者宣讲旧佛教与禅宗共修的“兼修禅”,或者避开宗教文化中心在少数偏远地方传教,因此既无法迈出禅宗独立的一步,也没有使禅宗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这种情况,只是在以兰溪道隆为首的大批中国禅僧到来后才得到明显改变。
道隆在成熟纯粹的禅宗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出身于著名禅寺,本人是著名禅僧,以传播禅宗为目的东渡,所以一踏上日本土地,便不遗余力地以弘扬纯粹、完整、成熟的南宋临济禅法为己任,对日本禅宗的发展作出了相当贡献。
在理论方面,道隆将纯正的禅宗教义传到日本。首先,他准确地阐述了禅宗的基本宗旨和重要命题,指出人人皆有佛性,强调“平常心是道”,在具体修行过程中注重“返观”。其次,他坚持禅宗的纯粹性,在承认旧佛教的前提下,尽力将日本以往的“兼修禅”向“纯粹禅”转变。再次,他提倡“看话禅”,要求重视记载前人祖师言论的公案语录,同时摒弃死读语录、呆抄公案的片面作法。此外,他首次将梵语原文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传入日本,以梵文原经——汉字标音——日本假名标音的形式对译,提高了日本佛教界对原始佛经的研究水平。
在实践方面,道隆重视在日本建立完整系统的禅林制度。之前日本的禅宗没能独立发展,禅林制度也无法全面展开。道隆赴日后,制订了一系列禅林清规,以宋地清规为基础,结合日本当地的实情作出调整与提炼,具有沟通宋日禅林制度的承上启下性。凡他所住持的寺院,一律严格执行南宋临济宗的丛林清规,对僧众职能、坐禅修行和日常生活制度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同时,他也针对日本佛教界较突出的骄奢恣纵风气,强调禅僧生活的朴素自律,明确提出对违反清规者的具体惩罚措施,极具针对性和操作性,这是当时日本清规中普遍缺乏的内容。
三
为了顺利开展弘法活动,道隆非常重视获得官方和民间的支持,并大力加强宋日禅僧交流以推动日本禅宗的发展与壮大。
为了使“纯粹禅”赢得日本官方和社会的支持,道隆作出了种种努力,尤其注重将宋地禅法与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结合,在不触动禅宗理论实质的前提下,对传法方式和内容进行相应调整,从而更利于禅宗在日本的传播。为了获得官方认可,他将中国禅宗传统中的祝香仪式稍作改动,将祈祷对象由宋代皇帝、官员换为日本天皇、幕府将军和执权等,将祈祷内容由祈祝身体安康、永保荣华富贵扩大为日本特有的佛法护国观念。他还将日常讲法与尊天皇、崇将军、护朝廷紧密联系起来,一有机会就大力赞颂天皇、将军、执权等统治阶层。他也常常利用对天皇、将军、执权及其他上层贵族、武士讲学的机会,扩大禅宗影响,增强统治阶层对自己的信任和扶持。
为了获得民间支持,道隆借用日本原有的神道教信仰来宣传禅宗,通过“制造”一些日本本土大神和英灵崇信禅宗的故事,使民众认为禅宗和神道信仰能和平共处,不至于产生排异心理。而且,他特别强调禅宗世俗化的一面,宣扬修行不离人伦日用,不必死记硬背佛经,只要从日常生活中体悟自己内心中的佛性,也能顿悟成佛。这些内容非常符合日本民众重实用轻思辨的特点,因而使禅宗得以在民间迅速流传。
在道隆的努力下,宋地禅法得到了以将军、执权为代表的幕府武家集团的全力支持,并借此与整个日本统治阶层保持了紧密联系,保证了日本禅宗发展的必要前提。大批民众也对道隆及其禅法趋之若鹜,他所到之处,所主之寺,往往听者众多,从者如云,使禅宗为日本社会普遍接受。
道隆深知,要推广和巩固禅宗在日本的传播,必须密切与禅宗发源地——中国的联系,因此,他采取实际行动,大力促进宋日禅僧相互交流。作为第一位赴日传禅的宋僧,道隆在日本站稳脚跟后,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幕府对其他宋僧的迎请活动,多次通过书信邀请相识的宋地禅僧东渡,对已抵达日本的宋僧则热情接待、积极鼓励和支持,相当程度上激发了宋僧赴日热情,有助于他们在日传教活动的顺利展开。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兀庵流”的开创者兀庵普宁,是道隆在浙江的同门好友,他赴日原因之一便来自道隆的劝请。当普宁于1260年到达建长寺,道隆大喜过望,甚至向普宁让出建长寺住持之位,以坚定普宁留日弘法之心。之后宋僧大休正念、西磵子昙等赴日时,道隆都待为上宾,同样主动让出住持之位。他们后来能在日本开宗立派,这或多或少离不开道隆当初的关切与支持。另一方面,道隆还积极推动门下日本弟子入华求法深造,并有针对性地对弟子进行指导,使之明确入华修行的目的和方式,摒弃盲目跟风入华的倾向,避免造成费时费力而一无所成的后果。正因为得到道隆的指点和提醒,他门下入华弟子多有成而归,返国后相继主持各地大寺,成为道隆开创的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大觉流”的核心主力和坚强后盾。
四
道隆对日本文化之影响,除了首次将纯粹的宋地禅宗传入日本之外,还在于将宋地特有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美学和日常习俗等因素引入日本文化。
南宋最盛行的思想体系莫过于“宋学”。宋学是孔孟儒学发展到宋朝时的一种新儒学体系,本身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结果,在理论上与禅宗有相通之处,故而禅宗一直大力标榜禅儒一致。道隆生长求学的四川、浙江一带更是宋学兴盛之地,因此他本人具有深厚的宋学修养。到了日本后,道隆采取有意识地利用宋学概念讲授禅法和利用禅宗道场阐发宋学的作法,在日常讲学中不时直接引用或化用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宋学经典语句,如孟子“浩然之气”、庄子“大鹏”典故、周敦颐《太极图说》等内容。正由于大量使用宋学概念,阐述宋学思想内涵,道隆的禅林道场也可以看成是传播宋学的基地。从他开始,宋学在日本的传播从早期日本僧人引进、讲解宋学典籍的基础层面,进入到以探究和阐释宋学核心概念范畴为中心的更深层次。道隆之后的赴日宋僧,几乎都像他一样以禅僧兼宋学家的双重身份出现,这是宋学在十三世纪中后期逐渐融入日本思想文化体系的主要动力。
禅宗与书法历来关系颇深,以道隆为首的赴日宋僧多长于书法,宋代文人书风因而随两国禅僧东渡,使日本书法界形成“禅宗样”书派。道隆与荣西并称为日本禅林书法中宗师苏轼、黄庭坚风格的两大流派之祖,他留下的《法语》、《规则》墨迹,格调高雅,笔力雄劲,质朴刚烈,富有力度,实为传世之妙品。
道隆对日本戏曲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明确定论。不过他在日本曾写过一首诗,通过回忆当年在四川观看杂剧的情景来表达对禅宗思想的感悟。有些学者经考证认为这首诗是宋代杂剧影响到日本戏剧的重要线索,从而将道隆视为中日戏曲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文学方面,道隆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沟通中日文学:一是在传法时大量引用唐宋诗词及文学典故,如“白云尽处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刻舟求剑、画饼充饥等;二是时常开展诗歌创作来讲法抒怀,他的诗作诗情与禅意兼备,文采与风韵俱佳,这种诗风影响了日后在日本文学史上地位显著的五山文学;三是道隆的弟子以他传法内容编成的《大觉禅师语录》,内容丰富,形式完整,流传较广,丰富和完善了日本禅宗语录体这一文学体裁,被视之为日本禅僧语录体达到成熟的标志之一。
道隆对日本禅寺的建筑风格影响也较大。北条时赖为他修建的建长寺,在道隆的直接关照下,设计与修建过程中完全参照宋代禅林样式,成为日本第一所纯粹禅式(唐式)的建筑,充当了后来禅寺的“样板房”。流放甲州时道隆创建东光寺,亲自设计并监修了此寺的后院园林,现在仍然可以从中看出浓厚的宋地禅林风格来。
此外,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奇葩——茶道,源自首次将茶传入日本的荣西禅师,为随后大批往来于两国间的禅僧群体积极推广。因为当时南宋禅林普遍流行饮茶之风,巴蜀和江浙地区又是茶的主要产地,道隆深受茶文化的熏陶,对日本茶道的形成和传播必然有所贡献,他的语录中常见“吃茶”之语,要求所主持的禅寺严格遵从包括饮茶之制在内的宋地清规,这些都是道隆扩大禅茶影响的有力证据。■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6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童 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