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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拐点》

2017-04-27来源:人民网

  《廉洁拐点》分析中国反腐新趋势

  治理腐败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打开了“一扇门”

  高波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立八规”到“反四风”,从网上监督问责到海外追逃追赃,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系列反腐举措带来了治理腐败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级表现。日前,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副研究员高波新作《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统解读了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人民网理论频道将其中精彩篇章予以摘编,以飨读者。

  经济学家默罗对 1960—1985 年世界上的94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断面数据研究表明,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是巨大的: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效应,同样反腐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商业国际组织BI指数表明,每改进一个标准差(2.38),将使一国投资率提高4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则可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商业活动中加强经济竞争力是减少腐败的激励因素,提高透明度和公开化都是有利于反腐败斗争的。反之,根据魏尚进(Shang-Jin Wei)教授对1990—1991年间14个传统的资本输出国在45个资金输入国的投资研究,以0—10分计,腐败程度每增加1分,就会出现外国直接投资减少16%,其结果相当于边际税率提高3个百分点。这显然足以彻底打消一个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任何期望。因反腐和腐败所造成的“经济差序”,从中可见一斑。

  对比新、旧两种“常态”可知:“那种认为贿赂和勒索是官僚机构运转的‘润滑油’,以及在世界某些地方是办事需花的可容忍的间接成本的旧观点,被一种对腐败的更全面的理解所取代。这种观点认为腐败拖延发展,腐败对财产和合法收入构成一种威胁。”对于中国反腐败的经济影响来说,实际上最大的挑战是在经济新常态之下,如何建构效率与纪律的“动平衡”。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发力,政府激励和公职人员激励都在发生变化。显然,反腐败给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长周期、全方位、大纵深、多切面的。其中,从所谓的“八项规定将导致经济下行和消费下滑”的指指点点,到“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的议论纷纷,它撩拨着社会的利益之弦,也翻搅着人们的心理之澜。

  “当前出现了一些可能引发经济下行和风险增大的边际变化,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以反腐为寻租经济“降火”、给“注水”发展“减肥”,是一堂改革必修课,要回答好“为何改、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效率与公平,廉政建设的关键是效率与纪律,这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节拍器”。但兼顾效率与公平之难,可从贫富差距窥斑见豹;兼顾效率与纪律之难,可由“能干能贪”现象反证。

  从历史上看,解决“贪政——怠政”的“跷跷板”悖论确非易事。可以说,尽管当前反腐高压空前,但要求官员“既勤又廉”所遭遇的反弹也是空前的。随着隐性福利大幅缩水和灰色收益大打折扣,“既不收礼,也不办事”、“不做事不出事,只过关不过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给力”等官场众生相,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很扎眼。然而,对“反贪生怠”的次生灾害早防早治是考验执政智慧的必答题。

  “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换言之,既要效率,又要纪律;既要干事,又要干净,这是为官做事的“底线”。中国的经济改革以重塑公平为基调,国家廉政以重整纪律为主线,实现效率与公平、效率和纪律的“动平衡”,仍然在路上。“看多”反腐、“做多”中国,是中国沿着法治轨道“大打虎,打大虎”的预期收获。

  治理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简化表述为:控制腐败将控制“权力型经济”,保障廉政将保障“权利型经济”。前者往往制造的是依赖于公共权力“封闭交易”的不可持续增长或者说“泡沫式繁荣”,后者建构的是实现基本公民权利的现代财税体系和市场调节机制。法国学者皮凯蒂在其《21 世纪资本论》中提出:“以 20 世纪发达国家所构建的‘社会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基于一系列的基本社会权利:教育权、健康权以及退休权。无论这些财税和社会支付体系在今天面临多大的制约和挑战,这些制度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人们对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的满意度评价,在此意义上与对国家廉洁度的评价“合流”。实际上,21世纪的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

  关于反腐与经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表示,中国强劲的反腐力度可使经济更富活力,改革也将变得更加可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且中国没有外债,而美国拥有大量外债,2016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落后于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太低的观点,就像是说一级方程式赛车世界冠军尼科·罗斯伯格开得太慢了。

  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亦在其网站刊文称,担心中国反腐运动过火的说法不对且有误导性,即使高级酒店、名酒和高档食品生产商的营业额有所下降,中国经济也不会受很大影响,因为被贪官用于公款消费的钱款能用于本该投资的项目,从而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就业率得到改善。美国学者魏德安在《双重悖论》一书中提出,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必须看到的是,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的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当然,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非纸上谈兵,中国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败。

  美国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等人,明确提出:“历史和我们的理论表明,带有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中国惊人的增长率会慢慢下降。但是,这个结果远不是预先注定的:如果中国在经济增长达到极限之前就转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这就可以避免。”治理腐败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打开了一扇门,而不是堵上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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